一九五七年我（P. Lee）出生于上海。当时，父母都在北.京医学院作医师，他们工作繁忙，没有时间照顾我，所以小时候我是在上海的外婆家长大的。外公早年来美.国留学，后来担任国.民.政.府驻外领事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回到上海主持电信电报局，我从小就很敬仰他。三岁那年，我到北.京与父母住在北医附属医院。一九六六年文.革爆发，我因此辍学数年。一九六九年，北医宣布解散附院，全体员工都下放边疆农村去“安家落户”。我们全家去了甘肃省，一个穷山沟里的公社卫生院。那里是史上汉武帝点兵，出关讨伐匈奴的最后一站。我们得自己砍柴，作煤球，晚上点煤油灯，有时还睡在窑洞的炕上。那时我以为在甘肃最好的工作大概就是当个石油工人了，可以坐卡车随着勘查队到处走动，接触到一点外面的世界。当时想，难道这辈子就得待在这穷山沟里吗？我的人生还没开始，似乎就已看到了结局。
两年后，父亲因水土不服生病，母亲必须全天候照顾他。两人都没法上班，就想试着转调，然而我们是“安家落户”的人，转调苦求无门。但因父亲是印尼华侨，祖父就申请我们出国。刚好，当时美.国总统尼克松访华，中国比过去开放了些，我们很顺利地拿到第一批出国签证。行前我去上海向外公外婆辞行，外公勉励我出国后要努力学习，出人头地。他的训诲，我铭记在心。一九七二年我们全家离开中国。记得走在通往香.港的罗湖桥上，两岸全都是持枪荷弹的军人。十四岁的我，两腿发软，只觉得前途有如迷雾，尽是未知，让人惧怕。出来后，我们以无国籍的状态滞留在香.港。白天，我在电子工厂作童工；晚上补习数理化，拼命地学英文，终于以高分考上了香.港英文书院，完成高中学业。那时父亲在港大作科研，发表了一篇论文，因此有机会到美.国开会。之后，被美.国纽约一家医院聘用，留下来作研究，同时考到了行医执照，因而获准居留。一九七五年，我们全家移民来美，定居于新.泽西。当时，因家里经济条件差，我就一边在中国餐馆打工，一边在罗格斯大学（Rutgers University）念本科，主修生物和化学。四年后，考进了新.泽西大学医学院，想子承父业，悬壶济世。毕业后，我进入梦寐以求的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医学院作外科住院医师。我自幼坚信，凡事要靠自己打拼，好出人头地，这也是外公所勉励我的。当时，我工作疯狂到一个地步，可以三天不睡觉，同事都称我为“铁人”。那时我很盼望到肿瘤科工作，但我发现肿瘤科的病人多半是前门进，后门出，连名医都束手无策，这似乎不是靠我的努力可以改变的。我也看到人面对死亡的恐惧与无助。死亡来临时，不论身份和地位如何，没有人能逃得过。我就开始对人生有了一些思考，到底人是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？我虽然想过许多这类的问题，但为了要“出人头地”，仍然过着“铁人”般的生活。一九八五年，借着一位教授的推荐，我选择到麻.州州立大学医学院接受泌尿科的专科训练，并在英国伦敦的皇家儿童医院作了一年的研究，专攻小儿整形泌尿科，前后经过了长达七年的住院医师训练。目前，我在北.加州的 Kaiser 医院担任主任医师，也是加州州政府医疗部的医疗评审（Expert Med ical Reviewer），专门审理一些医疗纠纷的官司。我第一次接触基督徒是在香.港。在那里我遇见了外婆的姑妈—张幼仪女士（徐志摩原配）。她就是一位基督徒，也是中国第一位女银行家。但我当时只觉得那是信洋教：穿着整齐，听些好听的歌，吃吃饭，去看看热闹而已。真正接触到福音，是在一九八四年认识了我的妻子之后。她是一位从小在召会里长大的姊妹，为了追求她，我也不得不跟着她去参加召会聚会。记得，我第一次聚会是在麻.州的剑.桥（Cambridge）。后来，在一个寒冬的周末，主内的柯弟兄夫妇冒着大雪来 Worcester 看望我。我们谈了一个下午，他们从圣经中，用神的话回答了我许多的问题。我因而得知“人有了神的儿子，就有生命”（约壹五 12），并且“祂所应许我们的，就是那永远的生命。”（约壹二 25）这时我才恍悟，原来作为医生是无法解决人生命的问题。于是，我将所有的劳苦重担都卸下了。他们就带着我一同祷告，呼求主名。一九八六年初，在参加了几次东部召会办的冬令聚会后，我在 Worcester 受浸归入主的名下。一九八九年，我开始担任总住院医师，那也是我七年训练的最后一年。“多年媳妇熬成婆”，我兴奋地开始找毕业后的工作。起初我只想在教学医院找工作，能够出论文，当教授，也得到了几家医院的聘书。但正当我在“梦想我人生的善美 ”时，晴天霹雳临到：一岁多的女儿，得了不治之症—白血病，经过十个月的化疗仍然无效。当时，全美只有几个医疗中心可以作骨髓移植手术，为了治女儿的病，我放弃了几个教学医院的职位，接受了北加州 Kaiser 医院的聘请，来到附近久负盛名的斯.坦福大学医学中心，准备为女儿进行骨髓移植。谁料，两个月后，女儿因受病毒感染，还来不及作骨髓移植，就被主接去了。许多周遭的朋友都感慨道，“怎么连作医生的爸爸都救不了自己的孩子呢？”悲伤之中，我们得着主话的安慰。祂应许说，“大山可以移开，小山可以动摇，但我的慈爱必不从你移开，我平安的约也必不动摇”（赛五十四 10），“但那全般恩典的神，就是那曾在基督耶稣里召你们进入祂永远荣耀的，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加强你们，给你们立定根基。”（彼前五 10）这个患难对我是一次大拯救，我认识到，祂所取去的，要以祂自己来代替。主实在是成了我们每日生活的依靠。那次的经历也成了我基督徒生活的转折点，靠着主的话和弟兄姊妹的扶持，我从对女儿的怀念和对工作的狂热中，开始转向召会生活。从第一次诊治病人、动手术，至今已二十三年了。信主前，我是完全靠自己的学识和经验行医。我喜欢读医学杂志，经常手不释卷。我也不断地参加学术会议，从地方性的到国际性的，尽量汲取新的知识，充实自己。信主之后，对我的工作仍是一如既往地认真，但我学会了完全依靠神，不论是看病人、动手术，还是管理行政事物，我都操练时常转向主。“其实智慧和能力乃在于神；谋略和辨识都属于祂。”（伯十二 13）我在工作中与病人接触时发现，在面对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与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时，有些病人及其家属的反应，或是恐惧，或是彷徨；但若是信耶稣基督的病人，却很容易接受事实，满了平安。甚至在面对死亡时，他们的反应，更是与不信者截然不同。这样的经历太多，实在是不胜枚举。当然，人在生离死别时，难舍的感伤，是人之常情，对此我深有体会。然而我深信圣经的话，人在世上有苦难，但在主里有平安（约十六 33）。两年前，有一天我带着极高倍的显微眼镜，作了四个整形手术之后，忽然觉得我的右眼什么也看不见，一片黑影漫过。当时，我立刻知道情况不妙，找了眼科的同事替我检查，发现我右眼的视网膜完全脱落了。医生用激光手术把我的视网膜粘烧回去。手术后，我卧床休养一个月，期间我思考了许多，回顾我的人生，想想我的未来，没有眼睛，还作什么外科医生呢？难道我从此就是个废人了吗？我的妻子提醒我，要再一次转向主，主会带我们过去。那个经历就好象是扫罗经过神的大光照耀，眼睛就瞎了三天，然后复明。是的，祂是信实的，经过了这次的磨难，我也真实经历到约伯所说，“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”（伯四十二 5）我也因此再次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并把家打开和妻子一同服事主。一些斯.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常来我家聚会。我总对他们说，能够来到美.国念书的中国学生，都是身经百战的佼佼者。大家都盼望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，就象从前的我一样。我曾以为，只要拼命努力，作个好人，当个好医生，治病救人，我的人生就有意义了。这些志向当然很好，但是还不够。并且，我们也会慢慢发现，一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，不是我们能掌握的。但我们有主作我们的生命，在主里无论经过顺境或逆境，一切都有价值并有意义。学位、工作、地位、家庭、财富，只要我们努力，通常都能得到，但得到后会发现这些都不能满足我们的心。诗歌四百四十一首说：“即使全地归我为业，群星也是我的，若无你作我的一切，我仍可怜至极！”因为人还有生命的问题要解决，主说：“我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”（约十 10）愿亲爱的读者都能敞开心，来追求这永远的生命，接受这永远的生命，并丰富地享受这永远的生命。